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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經濟一體下：中國出版物年銷售額“拿不出手”的尷尬

    “我們所遵循的原則是更多地注重服務，依靠宏觀、間接管理手段，依靠市場調節和社會社團自律”，新聞出版總署一位官員2006年的一次講話表明了今后新聞出版主管部門的監管思路。

    新聞出版總署官員也顯然感覺到了來自國外出版巨頭的壓力和中國出版集團“拿不出手”的尷尬：數據顯示：2004年中國出版物銷售額僅為60億美元，而僅國外培生集團2004年出版物銷售總額就達到了70億美元，湯姆森集團2005年出版物銷售總額達到了80億美元。

    改制后的出版發行企業 甜頭到底有多甜？

    新聞出版總署感覺到了改制后出版發行企業(集團)效益的明顯變化。

    “現在的國際、國內圖書市場上，有競爭力的中國出版社都是按照新的市場主體要求改造過的出版單位，效果明顯。改制后的出版發行企業，國有資產年均增長40%以上，經營收入年均增長30%以上，職工收入大幅提高，效益令人振奮。柳斌杰（現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署長）在《學習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 推動新聞出版業大發展大繁榮》[注2]中寫道，該文還披露了有關數據：“國內有一百多家重要出版社轉制為企業體制，有一千多家報刊出版單位也進行了企業化、市場化改革”“這些集團公司作為中國出版業的重要市場主體積極參與競爭，并通過上市融資、股份制改造等措施大大增強了實力�！�

    但，改制后的我國出版發行企業（集團），甜頭到底有多甜？是自己和自己比，很甜，還是和老外巨頭比，很甜呢？

    不過，改制是必行之道。金冠軍、馮光華在《中國傳媒產業政策的解讀與未來轉型》中把我國傳媒從行政事業單位運行向企業化管理轉變視作“第一次革命”，視政府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的規律的傳媒產業管控體制，讓傳媒單位建立真正的現代企業制度為“第二次革命”。

    對時代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的期待：政府重視傳媒產業的競爭力，或許，也是新聞出版業實現真正市場化的一個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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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傳媒產業政策的解讀與未來轉型》認為“傳媒的政治屬性與功能只是傳媒眾多屬性與功能中的一個”，而在中國，“‘喉舌’論和‘特殊產業’論是我們傳媒管理部門一直堅守和奉行的一種理念與實踐。其表現就是嚴格的進入管制和行為管制。可以說，這樣的體制與政策很好的解決了‘喉舌’功能的發揮與輿論的引導問題。但是‘媒介機構本身也意識形態化了’[注3]，其結果就是在傳媒領域陳舊的權力機制與市場機制并存，前者寄生于后者，扭曲后者；傳媒產業國股一枝獨大，產權高度一元，傳媒產業卻喪失了在市場上應該具備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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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安徽出版集團網站介紹，該集團是集圖書、報刊、電子音像及網絡出版物的編輯出版、印刷、復制、發行、物資供應與經營等業務于一體，兼營房地產開發、商品進出口、內貿、醫藥等業務，又擁有數碼傳播、數字出版、信息服務等新興出版業務的大型文化產業集團。9月18日，安徽出版集團得到中國證監會正式批復核準，以其出版、印刷等文化傳媒類資產參與認購科大創新股份有限公司定向發行的股票，實現出版主業整體上市。11月5日，科大創新股份有限公司更名為“時代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傳媒出版主業（含內容的創作、開發、經紀和推介）、傳媒工程技術主業（含內容傳播和科研研發為主）將構成重組后的上市公司的兩大板塊。

    較之業績和經營活動不公開的非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一舉一動都在全民的監督之下，如昔日王石針對5•12地震的一句失當之詞，會讓萬科的股價下跌。如果這是一個觸發點，我們可以設想，上市后，時代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的業績數據會公開，基于市場壓力，其傳媒出版主業將更多考慮市場需求，讓其內容表現出基于市場需求上的靈動和創新，而不是象過去，一味考慮社會效益，導致‘媒介機構本身也意識形態化了’。因此，筆者將時代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暨上市，視為中國政府重視傳媒產業的競爭力的信號，最主要的是，筆者認為，這也是新聞出版業實現真正市場化的一個信號，至少是重要的一步。

    需要說明的是，盡管政府從新聞出版企業（集團）微觀管理上脫身，但以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在網站上的宣傳，官員的講話（如上）去窺感，不管看出，政府對于包括時代出版傳媒在內的新聞出版企業上市的有意識引導和鼓勵。

    [注1]：見安徽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時代出版傳媒成立 新聞出版主業上市第一家》。

    [注2]：見新聞出版總署網站2008年1月2日《學習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 推動新聞出版業大發展大繁榮》，現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柳斌杰。

    [注3]：見趙麗穎《走出中國媒介產業發展的三個誤區》，《當代傳播》2003年第2期。